蓄积在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的这库清水，将在2010年流到北京。为了这一天，丹江口已经等待了50年。
1952年10月30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京巡视，他选择了被中华民族视为“母亲河”的黄河。
在河南郑州黄河边的邙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汇报了黄河的治理情况，并提出了一个从长江引水补充黄河的构想。自上而下望着滔滔黄河，略作沉吟，忽然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1953年2月19日，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从武汉军用码头登上“长江”号军舰，顺江东去南京。军舰离开码头时，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奉命登舰。
此前，长江水利委员会从汉江防洪和水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出发，已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并基本确认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是开发汉江的最佳工程方案。不过，只是由于规划还没完成，还没有向中央汇报过。
经一提醒，林一山马上意识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将来很有几率会成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兴致勃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林说:汉江再往下，流向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兴建高坝的条件，向北方引水也就无从谈起。得到林一山肯定的回答，高兴地说:“你回去以后立即派人勘查，一有资料就即刻给我写信。”
1954年乘专列沿京广线视察。途经武汉时，他用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
林一山回忆，当时他对说，三峡工程我们自己干并不太难，但需要在丹江口水利枢纽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升到可以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对此表示赞赏。
于是，在承担了南水北调工程源头的任务之后，丹江口水利枢纽的背后又有了三峡的影子，“为三峡练兵”的使命。
1958年6月，湖北省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丹江口工程鉴定会议的报告》，确定了丹江口水库正常高水位170米、大坝高175米、电站装机容量75.5万千瓦的设计方案。
这一年开工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湖北省准备放出的一颗大卫星。建丹江口水库大坝，首先要在汉江右岸建围堰，把江水挤到左侧三分之一的河道中去。然后把围堰中的水抽出，清理河床坝基，在此浇筑混凝土建大坝和导流孔。
如何建右岸围堰，当时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设计采用钢板桩。第二种方案是用木板桩代替钢板桩。这是对“洋”法的一种折中。第三种方案，是纯纯粹粹的“土”法，中国劳动人民治水用了几千年――水来土囤，在河道内填土石堆出一道围堰来。提出这个方案的工程师叫杨铭堂。这一个名字很多人都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就有人开玩笑说:“明明是洋名堂(杨铭堂)，偏偏出个土办法。”
这种最原始的方案遭到大多数专家的反对，因为既不符合工程技术标准，又没有理论依据。
直到1958年10月底，前两种方案被现实否定。钢板桩的采购没有着落，只有西欧一家钢厂肯出售，但要到1960年才交货，势必延误工期。而木板桩的实验在打进沙滩2米多深时，遭遇大卵石层，再往下打木板桩即折断。
右岸围堰的实施工程的方案终究是要靠“土”办法。经过专家的完善，最终确定了土、砂、石组合围堰的方案。即在围堰线上填土、中间填砂、外脚抛石填出水面，最终形成一个土台把水赶走。
但是，选择了这个方案，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基本放弃了大型机械化作业，要完全依靠人力移山填江。
丹江口是丹江汇入汉江之处，两江汇一流，江面宽逾600米，日均流量超过1亿立方米。两岸的群山被江水切成陡坡，从岸边向江中不过几米，水深就超过10米。斗大的石头滚入江中也激不起水花。
10月，湖北、河南两省所属的襄阳、荆州、南阳3个地区17个县的10余万民工挑着干粮，带着简陋的工具，汇集到丹江口工地。这10万大军，就要用扁担、筐子、小木船，运载着黏土、砂石，把汉江截流。
军人出身的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丹江口水利工程总指挥，他把10万民工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组成8个民兵师，另有从淮河委员会和武汉水利部门等地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机械师，共计9个师。
1958年11月5日，右岸围堰工程真正开始启动。10万民工发起了“腰斩汉江”的大会战。在汉江面前，人是渺小的。但10万人云集在一起，汇成了比江水更汹涌的洪流。费正华回忆，10万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工。那时候施工现场不到2平方公里，几万人在一起施工，白天就是一片人山人海。晚上没有电，照明用火把、汽灯，从采料场到江边连成几条火龙。
12月25日，右岸围堰胜利合龙。10万建设者仅用50天时间，就用土办法将右岸一座名叫黄土岭的山铲平填进汉江，筑起了1320米长的围堰，迫使江水从左侧的三分之一河道内流过。
1959年7月18日，总指挥部发出了“腰斩汉江，今冬截流”的号召，并且将截流日期定在了的生日12月26日。
在丹江口水库工地，云集着每天从事重体力劳动的10万大军，每天光是粮食就至少需要5万公斤。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交通运输困难的丹江口地区，10万大军的吃、住、用顿时成了大问题。
经历过那段时期的老建设者们至今仍感念着工程指挥长张体学。他们常说:“没有张体学，就没有丹江口水库。”工程刚一开工，张体学就调来了襄阳专区的专员夏克专管民工的吃、用等生活问题。他说:“除了雪花膏不要，其它什么都要。”
夏克拟定10万人的粮油供应，主要由均县、郧县、郧西、竹山、竹溪和房县六县承担，每日向丹江口集中5万公斤粮食。而实际上，由于各地粮食也不充裕，为丹江口供应的粮食只有八成是细粮，其余靠地瓜干补充。就是这样，也常常需要从更远的宜城、随县临时调配。
那时张体学是湖北省省长，他以这个身份为夏克撑腰，举全省之力保障丹江口工地的优先供应。
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是全中国都陷入饥饿的三年困难时期，丹江口工地上，全靠外部供应的10万大军居然能够吃上饱饭。
丹江工程局1959年84卷档案有这样的记载:1958年9月至1959年9月，郧县支援木材9800立方米，黄荆条26615斤，木炭32700斤，粮食3025万斤……仅仅一年，仅仅一个郧县，奉献给丹江工程的物资近乎天文数字。谁都清楚这些数字里面包含的是什么。所有这些物资，特别是粮食，那都是支援工程建设的地区从自己的饭碗里拨出来的。
1962年，在计划中要确保完工的年份，丹江口工程不但没有建完，而且被暂停了施工。大坝存在严重质量上的问题的现实，无情地给热情高涨的建设者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水利电力部与湖北省组成质量检查组对工程质量进行全方位检查。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已浇筑的坝体混凝土出现架空和冷缝达427处，裂缝有2463条之多，其中性质较严重的基础贯穿裂缝有17条！
“”中埋下的隐患终于暴露出来了。在准备不足中利用“土法上马”，仅用50天就顺利完成了右岸围堰，丹江口工程的旗开得胜似乎在向人们展示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受此鼓舞，湖北省提出了要在1959年建成丹江口水库大坝，放一颗大卫星，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事实上，这颗“卫星”放了空炮。
现在看来，隐患在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能够被发现和承认，还是值得庆幸的。如果大坝就这样“建成”，一旦隐患爆发，就将是一场很难来想象的灾难。
1962年，中央召开了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对“”错误进行纠正。这次大会的第二天，丹江口工程被要求暂停。此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元气大伤，国家开始对基本的建设进行压缩。水电部决定丹江口工程下马，并准备了“文下”“武下”两种方案。所谓文下，是国家再作一些投资，让已浇好的近百万吨混凝土工程对丹江防汛能起点滞洪作用；所谓武下，就是就地解散。
获知此事的张体学坐不住了。他马上赶往北京面见，承担了前期所有错误，同时力陈丹江口水库的必要性。经过多方努力，丹江口大坝没有下马，而是将主体工程停下来，开始处理质量事故。
1964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丹江口工程复工。但此时，丹江口工程变成了分期进行。前期工程将大坝修建到162米高，实现能够防洪、发电。
有了前面的教训，丹江口工程的施工作风大为转变。前期的质量上的问题分别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了补救、加强，确保无虞后才重新按照品质衡量准则、技术规范严格复工。
1968年，丹江口水库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投产发电。1974年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完成。此时的丹江口大坝总长2.5公里，坝顶高程162米，装机容量90万千瓦。水库蓄水运行至今30多年，经历过几次大洪水考验，大坝安如磐石。
不久前，记者走上了丹江口大坝。站在拔江而起的百米大坝上放眼望去，700余平方公里的水面烟波浩淼。大坝上，3000多名建设者、上千台工程机械正在紧张施工，已过“而立之年”的丹江口大坝再次“长高”。
在丹江口大坝162米门机上，有两个醒目的红线年。前者是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的设计高程，后者是南水北调工程向北京通水时间。
此次加高从2005年开始，距大坝初期工程完工已逝去了32年。现在工程已经过半，9个坝段触摸到176.6米高程。
从1958年丹江口大坝动工，到今天达到设计高度，中间跨越了50年。到2010年，丹江口大坝才算最终完工。
2010年后，这一库碧水将穿越黄、淮、海河一路北上流进北京，每年可以为北方送水130亿立方米以上。(《北京日报》3.11)
